第04章：辍学的第一个理由

马文学给自己找到两大无可辩驳的辍学理由：

理由一：严重的偏科基本上封死了他的高考出路。

主科之一的高考数学卷有150分，他现在能不能考50分都要看运气。从初中熬到高中，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中考他以优异的文科成绩和极差的理科成绩惨败，只收到几大包各种乱七八糟的技校“录取通知书”。最后他决定上二中，因为他从小到大最亲近的一个姑娘也上了二中，那是他心目中的“小芳”——庆狗子的堂姐，叫王芳。

(资料图)

以马文学的总分成绩哪怕是上二中都只能算是差生，是要收很高学费的。好在庆狗子的舅舅是二中的毕业班语文老师，他得知马文学的作文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满分，他从报纸上也看到过马文学的文章。再加上有庆狗子的一层关系，而且二中一直被人看作差生收容所，他觉得录取一个有文学特长的学生有助于提升二中的名气。于是就说服校领导对马文学的学费灵活一次，马文学得以半价入学。

马文学没有让二中失望，虽然他的总成绩仍然很差，孤僻又清高的作派也不招大多数老师和同学的喜欢。但是他通过与高三复读生朱光荣办校园小报和文学社确实为二中争了一些荣誉。而这一年，韩寒的《长安乱》刚刚出版，郭敬明的《幻城》已经风靡校园。校园里面的韩寒和郭敬明粉丝一时多了起来，模仿他们文风的作文越来越多，甚至连一些语文老师也拿他们的文章来当范文。这惹得马文学逆反心理作怪，他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韩、郭二人的文章要发表在校园小报上，遭到主编朱光荣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不允许马文学犯“文人相轻”的毛病去批评他的偶像。

马文学曾经在学校的一次征文活动中写出一篇雄文震惊了学校全体师生，让大家见识到他一个高中生的写作水平。文章名字叫：《从顾炎武批判阳明心学说起》——

近日正课之余读了些课外书，开始粗浅学习明末清初哲学史。这一时期的三大杰出人物：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是我无法避开的，其学术影响之大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已经知晓。

就明朝而言，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我最崇敬之人非“阳明先生”一人莫属。王阳明在活着时就已达到古代中国成为圣贤的三大标准：立德、立功、立言。成为公认的继孔子、孟子以来的第三大圣人，人称“真三不朽”。要知道，孔、孟二圣虽在死后极尽殊荣，生前混得实在不如意，更不能“说到做到”。若不是在后世的汉朝出了一个叫董仲舒的儒生，在汉朝开国之初推崇“黄老之学”的逆境下，费尽口舌才说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二人能否有今天的圣贤头衔也未可知。

当然，王阳明也是孔门弟子。不同的是，他不像其他的书呆子们，一生只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与考试相关的四书五经上，而是读了非常多的课外书，比如自学了兵法。为后来平定“宁王之乱”、“思田、诸瑶叛乱”、“赣南灭贼”打下基础。

有趣的是，明朝朱元璋开国一个碗，“讨下”大明国。他虽然觉得自己“崛起布衣”非常之光荣，私下还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出身高贵的祖先，于是他想跟宋朝的大理学家朱熹攀亲戚。虽然因为年代离得太近，人家知道他祖宗十八代都是贫农，但他还是因此偏爱朱熹，把朱熹注的儒家经典当作官方惟一指定考题出处。

朱熹的理学由此在明朝成为显学。

少年王阳明受朱熹“格物致知”的启发，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什么理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大概就是因为这次格竹子，让他得了肺病，终身未愈，最后还死在这上面。带着这仅有的一点“革命的本钱”，他还是成就了传奇伟业，使他的“阳明心学”取代了“程朱理学”成为明朝最具影响力的学说。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

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斥其违背孔孟本意。他认为儒学:

“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

并引用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以为旁证：“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

我并不怀疑顾炎武的伟大，也并非不让他批判我的偶像王阳明。

顾炎武提出“明道救世” 的经世思想，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日知录》卷六。

又强调：

“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

他虽然并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时代的局限性，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回头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关于顾炎武着重批判的“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指责明末的“阳明心学”的“空谈误国”一事，我先说说“空谈”。

“空谈”之风其实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百家争鸣中有“名家学派”，该学派分为“合同异”和“离坚白”，“离坚白”的代表人物赵国人公孙龙整天跟人争论“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无实际意义问题，于治国安民毫不沾边，用他治国，岂能不误国？

到了魏晋时代，贵族名士生于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以曹操为代表的一批人敢于担当拯救国民之大任，却被骂成“乱臣贼子”；而另一批所谓“名士”，他们高官厚禄衣食无忧，却无耻地坚持“邦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的原则，玩起了“清谈”或“玄学”。

下面我再说说“误国”一事。

满清取代明朝是不是历史必然我不敢断定，我敢断定的是，明朝到那时已经是无药可救了。然而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罪名归结于王阳明的“心学”对士人的祸害，未免有失公允。强大的大明帝国会衰败，正如光明的“心学”会暗淡一样，实在是后世子孙不肖，学艺不精。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良者不过七十二人，且这七十二贤人虽是亲传，却远不及其不贤弟子之再传弟子，如玉子与旬子，以及千年后同为孔门再传弟子的顾炎武。

春秋战国时代，《孙子兵法》与《鬼谷子》皆为热门显学，从鬼谷子学纵横术者据说大有人在，然而有大成就者仅孙滨、庞涓、苏秦与张仪四人；《孙子兵法》人人可读，千百年来百战百胜者多，屡战屡败者更是比比皆是。

武术界也同此理。

管你是少林还是武当，亦或是西洋拳术、东洋剑道，开山祖师再霸气侧漏，也保不了后世徒弟的不长进。且武术一行并不存在高低之分，只是练武者用功有深浅，因而技艺有高低。李连杰电影《精武英雄》中，演大反派武藤刚的周比利是世界拳王，练的却不是被神话了的中国功夫，也没见哪个国术高手敢于去向他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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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貌似哲学家都有“空谈误国”的嫌疑，因为他们一不为执政者出谋划策，二不直接替老百谋福利。这两点王阳明也没做，如果他做了，他就不是哲学家，而是“伟大领袖”或者“劳动模范”了。

但是，王阳明的心学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上面这一段的说法似乎还是太玄乎，哲学嘛，始终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合体。“知行合一”，“知”是世界观，“行”是方法论。

比如说，“我很穷，我要发财”就是“知”的体现；“为了发财，我要奋斗，向善于经商的人学习”、“为了发财，我去坑蒙拐骗捞偏门”这是“行”的体现。

简单来说，“知行合一”就是要把自己想到的落到实处，不空想。同时，达到目的有多种途径，有的是违法犯罪的。因此王阳明提倡“致良知”，并非教唆他的门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德行也为当世及后世人所称道。

然而成功并非易事，“阳明心学”也绝对不像“手机使用说明书”一样，让你看了照做就能学会使用手机。它是当今“成功学”的祖宗，是教会你修炼强大内心的神奇智慧。若有所悟，必有益处，纵使不能事业成功，也不会因为事业不成而感觉生活无望。

在顾炎武眼里“空谈误国”的王阳明“心学”，明末清初传到日本后却促进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深远。赢得日俄战争的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刻有一方“一生低首拜阳明”的印章随身携带以示崇敬；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研究中国学代表学者高濑武次郎(1869-1950)则著有《日本之阳明学》、《阳明主义的修养》，他曾说：

“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如此来说，顾炎武批判的“空谈误国”根本不能成立。那么是顾炎武犯了“文人相轻”的毛病了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道德理想和文化实践两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型。（ 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曾说：

“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由此可见，顾炎武的人品与其作品是一样卓越的。

依我之所见，顾炎武批王阳明及其“心学”，大概跟鲁迅批“吃人的礼教”一样，因为“喜新厌旧”，为了“破旧立新”。鲁迅在痛批万恶的旧社会的同时，不也收藏了不少旧社会流传下来的玩物吗？

总之，无论在文艺界还是学术界，有批判总是好的，总比互相吹捧更有利于进步。

马文学这篇文章虽然被有的老师批评为过度引用，炫耀自己的阅读量和知识面，却还是让他名噪一时，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原来捧朱光荣的同学很多人开始围着马文学转，甚至愿意花钱请他代写作文和情书。朱光荣因此更加排挤马文学，不再采用马文学的任何文章。经此一闹，马文学愤而退社，加上被病痛折磨，让他有了悄悄退学的念头。

他心想：你们这些盲目崇拜的门外汉知道什么是文学？我与你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仅会悄无声息地退学，我还会悄无声息地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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